用民族音乐唱出彷徨与乡愁

世界音乐是最初由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为难以归类的各地民族音乐另创一个类别而来。

世界音乐是最初由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为难以归类的各地民族音乐另创一个类别而来。认真推敲起来,世界音乐的概念仍是面目模糊的一个归类,它既有西方音乐的色彩,也有东方的唯美音乐元素,而世界音乐也在上海这块土地日渐走近大众的生活。继5月的“世界音乐季”之后,6月11日至12日,“新天地·世界音乐节”也在新天地南里广场圆满落幕。

本次世界音乐节参与乐队共有7支,苍凉大气的“野孩子”、气韵深厚的“沙漠滑行”(印度)、戏谑生猛的“五条人”、自然壮阔的“恒哈图”(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等乐队的表演支支精彩。虽然是路演,但舞台整体音效却很不错,器乐和人声也纤毫毕现。

2004年,“野孩子”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小索(索文俊)因胃癌去世,乐队解散。但2011年西湖国际音乐节上,乐队再度重组。小索走后,这个最初只有两个人的乐队的另一个创始成员张佺曾一个人登场演出,那时的他会抱一把吉他,面前固定一把口琴,姿态则更像是缅怀。忧伤的手风琴手张玮玮亦曾是“野孩子”的一员,在之后的年月不管在何处演出,都坚持在最后唱一首“野孩子”的《黄河谣》,“我是没有乡愁的人,故乡这样的工业城市只会让我觉得耻辱,我的乡愁来自野孩子的那四五年。”

“野孩子”是此次音乐节上第一支登场的乐队。新天地南里广场的地方不大,未开唱已有人高喊“野孩子”。照例是张佺抱一把冬不拉,挂一只口琴坐中间,张玮玮和他的手风琴在左,郭龙和他的手鼓在右。在11日的演出中,整场预计45分钟,但他们唱了足足一个小时,几乎没有讲话。歌的顺序就像一个轮回,是一次在“天苍苍野茫茫,天似穹庐笼罩四方”(《敕勒川》)的僻远之地孤独唱歌的人来到城市又离开的旅途。

1995年,甘肃人张佺和小索在杭州组建“野孩子”乐队,同年回到出生地兰州,从延安出发沿黄河步行至内蒙古,一路上的所得成为这支乐队出发的源泉。他们走了很多的路,于是能够唱出“你问那大路上骑马走过的人,你可知道,趟过的河,它有多少?”(《你可知道》)这样的歌;他们一直在寻找方向,却终于在城市迷路,于是就有了“我走过了城市,我迷失了方向。我走过了生活,我没听见歌唱”(《我眼望北方》)。

“野孩子”的根在西北,音乐如同潮起潮落,似乎循环往复没有尽头,却让人着迷。唱歌的时候他们经常闭上双眼,沉静而质朴,有仪式般的肃穆。他们的音乐罕见地在这个年代诗意尚存,丰富而纯洁,在穿越城市之后仍保有独立一隅的清醒。

唱完一首歌后,头发已花白的张佺总会微笑一下,张玮玮抱着手风琴戴圆框眼镜的样子好像民国诗人。唱到后来“野孩子”终于用歌声把自己带离了城市,在上海的繁华地带对着台下吟唱:“你们的灵魂消失在你们的欲望里,你们的热血消失在你们的思想里,你们的自由消失在你们的房间里”(《消失》)的时候有奇异的跳脱感。

之后的一段乐曲很精彩,从手风琴和口琴的孤独合奏到所有乐器一起旋转着进入高潮,再戛然而止回到开始时候的清冷灵动。一曲终了,“野孩子”的三位成员放下乐器正襟危坐,闭上眼清唱“黄河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黄河谣》)。依然是一首循环往复的歌,苍凉却在每一处拐角弥漫。听的时候如果做一个深呼吸,能闻到黄土和风的味道,也许还有工业废气,三人合唱里的点点温暖照亮的却是每一个人可能被虚度的人生。

恒哈图(Huun Huur Tu),意为“日出日落时被分割的光束”,声音的错落和丰富是曾经疆域最辽阔帝国留下的一颗遗珠。这支来自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乐队继承了本就源于图瓦人的古老呼麦唱法,拒绝使用现代记谱方法而坚持传统创作方式,至今仍守住原生音乐的形神。1993年,“恒哈图”收拾了十多件自制的乐器开始了行走世界的旅途。

舞台上他们照旧着蒙古长袍一字排开,一段如闷雷翻滚的吟唱过后鼓声响起,是为开场。之后歌者们放下乐器,留下一人向台下的人展示了何为呼麦:低沉的声音和鸟鸣般婉转的哨声同时从一个歌者的喉咙里发出。台下先是静悄悄,明白过来后报以热烈掌声。

“恒哈图”乐队的四个人,每个人都能使用几件不同的乐器,能从喉咙里同时发出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声音。在被遗忘了一百多年的图瓦,呼麦是男人们如同狩猎、骑马一样与生俱来的技艺,亦是他们记录生活与自然的方式。

他们的音乐一听就是雄性的声音,马头琴的缠绵低回把草原天高地远的景象展现在听者眼前,极为低沉的喉音似宗教音乐让人匍匐,如熔岩涌动令人颤动;欢快高亢的高音则泛着金属光泽如雄鹰翱翔;还有鸟鸣、风声描绘的万物图景,自有内在的和谐,真实得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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